我们的讲台上满是淘空了的传道人

七年前，新墨西哥州德明市第一长老会（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Deming）不得不更换悬挂在其钟楼上的绳子。 经过75年的正常使用，它终于坏了。 这幢普埃布洛（Pueblo）传教士风格的建筑建成于1941年。从那以来，钟声一直在回荡，而教堂本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20世纪初。

没有什么东西像钟声一样经久不衰。 今天，教堂建筑原有的土坯墙被白色镶板和粉蓝色的屋顶所覆盖。 在前面，通往入口的台阶已经被替换成了一个轮椅坡道。 曾经有一段时间，会众几乎坐满了可容200人的会堂。 在最近的一个周日，只有五个人出席。

“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丽芙·约翰逊（Liv Johnson）说。 在第一长老会担任秘书的三十年里，约翰逊目睹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慢慢离开。 “我初到时，平均出席率——因为我必须做那个报告——是82，”她说。 “我记得有35个孩子上主日学，而现在我们一个也没有了。”

尽管如此，约翰逊并不绝望。 她认为强大、稳定的领导层可以扭转局面。 但最近，这样的领导层很难出现了。

2018年，第一长老会的牧师亚当·索利斯（Adam Soliz）在与肺癌的短暂斗争后去世了。 新冠疫情当中，教会人数减少，一位新的年轻牧师接管了教会。 这位新牧师重新考虑了他的职业轨迹，并在2021年8月离开，接受了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不幸的是，更换一位牧师远比更换一根铃绳难多了。 而且时间越长，成本越高。

为了完成每月的预算，教会急忙寻找一个家庭来租用教会的牧师住所。 “我必须充当房东的角色。 我甚至还讲过道，”工作人员中唯一剩下的约翰逊说。 在客座讲员的帮助下，他们每周都有讲道。 但许多以前的会众说，在教会找到长期的牧师之前，他们不会再来。

去年秋天，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鲁塞斯长老会的首席执事戴尔·库克（Dale Cook）驱车60英里来到德明市，在这个教堂讲道。 他们喜欢他，问他是否会考虑定期讲道。

库克现在正努力成为德明第一长老会的委任平信徒牧师（commissioned lay pastor）。 他相信上帝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在为这个角色做准备。 “我在一个美南浸信会牧师的家庭长大。 父亲是家庭使命委员会（Home Mission Board）的成员，到处去建立小教会，并重建失去所有会众的老教会，”他说。

库克计划进行兼职事工，这样他就可以搬进教会的牧师住所，交租金，亲力亲为地支持教会的工作。 “有人告诉我，‘如果你搬到那里，你就会住在教堂的隔壁。你就会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 我说，‘好吧，反正我一直认为牧师就是这样的。’”

第一长老会为寻找和留住牧师所做的努力在美国各地的小教会中并不罕见。 据许多专家称，随着全国可能出现的牧师辞职潮，它们可能变得更加普遍。

在“2022年教会十大趋势”中，作家兼研究员托姆·雷纳（Thom Rainer）预测了迫在眉睫的牧师短缺问题：“牧师的离职率将增加20%。 大量的辞职将对牧师造成严重打击。” 而在2021年9月，作家兼牧师戴恩·奥特伦（Dane Ortlund）在推特上说：“2022年将出现牧师辞职潮。”

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领导短缺的教会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而且很少有戴尔·库克这样的人来救场。 全国性的牧师短缺可能会敲响许多小型教会的丧钟。

但对牧师就业数据的深入研究表明，虽然从《华盛顿邮报》到《华尔街日报》，到处都在讲述牧师大规模辞职的故事，但我们有理由怀疑，大规模的牧师离职是否真的即将发生。 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未来更有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况——牧师 不 辞职——可能更令人担忧。

“大规模辞职的时期即将到来，”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安东尼·克洛茨（Anthony Klotz）在2021年5月彭博社的一篇关于美国工人的文章中警告说。 “当不确定时，人们倾向于留在原地，所以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本应发生的辞职实际上并未发生。”

没过多久，这个辞呈的闸门就打开了。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数据，2021年4月离开现工作岗位的美国人比有记录以来的任何月份都多。 辞职大潮似乎单枪匹马地占据了新闻的中心，势头迅猛。进入夏季后，在11月达到450万人辞职的高峰。

这些辞职对一些行业的打击比其他行业更大。 卫生保健部门损失了数十万名员工，并陷入尚未恢复的危机中。 许多离开的护士都没有回头。

美国的牧师比护士少得多，但有人预计教牧岗位也会出现类似的离职情况。 正如《今日基督教》所报道，2021年10月巴纳集团（Barna Group）的一项调查显示，38%的新教牧师在那一年认真考虑过退出全职事奉——比巴纳在同年1月询问同样问题时多出近三分之一。

乍一看，这与我们在美国各地看到的情况相吻合。 雅虎财经/哈里斯（Harris）民意调查公司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37%的美国工人“正在考虑离开他们目前的工作，或者已经在准备搬家”。

但是，辞职大潮比它的名字所暗示的更复杂。 把它更多地看作一次大洗牌吧。 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在《大西洋月刊》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辞职人数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低薪工人转而从事更好的工作，这些行业正在提高工资以尽快吸引新员工。”

尽管酒店和餐馆的离职率高于历史水平，但去年住宿和食品服务部门的雇员人数增长了200万。 这是一个求职者的市场，但我们在医疗保健领域看到的巨大的工人短缺是辞职大潮中的一个例外。

虽然护士短缺有据可查，但没有那么多证据表明牧师正在成群结队地离开事工——至少目前如此。

杜克大学的艾莉森·哈姆（Allison K. Hamm）和大卫·伊格尔（David E. Eagle）去年对现有的牧师流失数据进行了非常彻底的调查，得出结论：“最佳估计表明，美国新教各教派的年流失率一般在1%-2%左右，偶尔会出现特定的异常情况。”

这与2015年Lifeway Research的一项研究相吻合，该研究发现福音派和黑人新教主任牧师的年减员率为1.3%。 因此，如果我们要寻找任何牧师离职率的高点，每年1%或2%的自然减员是一个合理的基线，可以从这里开始。

要了解过去两年对牧师就业的影响，请考虑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BLS）的神职人员数据。 自2011年以来，它对2020年全国神职人员就业的估计首次下降，从2019年的53180人降至52260人。 2021年再次下降到50790。 不过，我们应该谨慎地看待这些数字。 2020年，仅南方浸信会就有47,592个教会，所以BLS只衡量了美国所有神职人员的一小部分。

在一个显示未来十年就业预测的全国就业模型中，BLS就2020年的神职人员就业总数使用了一个更现实的数字：260600，高于前一年的243900。 他们预测，在2020年和2030年之间，增长率将比平均水平慢3%，但这远远不是短缺。

一个更可靠的衡量标准来自2021年Lifeway Research的研究，该研究印证了2015年的研究。 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年中，每年只有1.5%的福音派和黑人新教主任牧师离开牧师岗位——与2015年的研究相比，统计学上的增长并不明显，而且完全在预期的减员率之内。

“通常情况下，当牧师离开教会时——如果那里的情况真的很糟糕——他们就会进入另一个牧师角色，”Lifeway研究机构的执行董事斯科特·麦康奈尔（Scott McConnell）说。 “而这仍然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

斯科特·杜马（Scott Thumma）和哈特福德宗教研究所（Hartford Institute for Religion Research）在2021年夏天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37%的牧师在过去一年中认真考虑过离开事工（与巴纳的调查结果相似），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在异常沮丧的短暂时刻有过一两次这样的念头。 杜马总结说：“总的来说，我们的数据只是没有提供太多的证据表明神职人员即将大规模外流。”

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主任牧师们比平时更不愿意离开他们的教会。 牧师搜寻公司Vanderbloemen的前客户关系副总裁莎拉·罗宾斯（Sarah Robins）说，在过去两年里，该公司一直在努力寻找愿意考虑其他事工职位的主任牧师候选人。 罗宾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离开他们的教会，这个想法对他们来说太过沉重。”

丹佛神学院事工学博士（DMin）项目助理主任安吉·沃德（Angie Ward）也在她的学生中看到了过渡期的犹豫，其中许多人是在职的主任牧师或教会唯一的牧师。 “人们没有大的改变，无论是开始上学还是去不同的教会。 他们不觉得自己的境况足够稳定，让他们可以离开，”她说， “在我的学生中，更多的人在说，‘我现在不能读事工学博士，因为我需要和我的会众一起钻研。’”

当涉及到事工的整体就业情况时，较少的入职和较多的离职一样，都能造成较低的数字。 在属于神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ATS）的新教和非教派神学院中，2020-21学年的道学硕士（MDiv）招生人数略有下降。 但这并不新鲜——自2013年以来，道学硕士的新生入学率几乎每年都呈下降趋势。

在毕业的学生人数上出现了更明显的滑坡。 2020-21年度，美国ATS学校的道学硕士和总学位完成率都有所下滑，只有普通神学学位有小幅增长。 有可能一些学生在完成他们的课程之前，正在等待，观察疫情的进展。

尽管我们还没有看到教牧人员流失的急剧增加，许多人认为它仍然会到来。 肖恩·内梅斯克（Sean Nemecek）担任西密歇根州“Pastor-in-Residence”事工的区域主管，他在那里服务那些被教会解雇的牧师。 他正在为未来一两年内的牧师离职潮做好准备，并注意到他与所指导的牧师的对话发生了改变。

“在整个文化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希望雇主能够善待他们。 公平的薪酬和休息时间。 灵活性和在家工作。”内梅斯克说， “许多牧师都对我说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厌倦了报酬低得可怜的生活，或者不得不做第二份工作来支持事工。”

如果泡沫在今年晚些时候或明年真的破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三个人群上：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牧师，接近退休的牧师，以及兼职牧师。

年轻、刚入行的牧师经常被告知，头五年的事奉将淘汰那些心里另有所图的人。 有些人认为五年的减员率高达85%。 但大多数可靠的研究估计这个数字实际上在1%到16%之间。 (与之相比，44%的公立和私立学校新教师在第五年结束前就离开了教育界。）

尽管如此，过去两年对年轻牧师的冲击比对老资历牧师更大。 巴纳发现，45岁以下的牧师（46%）比45岁以上的牧师（34%）更有可能考虑退出全职事奉。 而在2021年Lifeway Research的调查中，18-44岁的牧师比65岁以上的牧师更有可能同意 “作为一个牧师的角色经常被压垮”，“我经常和教会里的人怄气”，以及他们的会众经历过政治上的冲突。

作为其博士研究的一部分，联合浸信会（Union Baptist Church）的主任牧师普林斯·拉尼·里弗斯（Prince Raney Rivers）研究了北卡罗来纳州非裔美国浸信会牧师在疫情后的过度疲劳（burnout）。

他说：“我感到惊讶的是，年轻的牧师——那些40岁以下的牧师——在研究中比年长的牧师报告了更多的愤世嫉俗和更大的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的感觉。” “一定的精神损耗是会有的，所以如果你能干到60或65岁，那么你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你有内在的韧性。 也许年轻的牧者对在会众中实现变革所需的时间没有那么多耐心。 如果你认为你要在两年内拯救世界，而每个人都要花七年时间才知道需要拯救什么，这将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里弗斯继续说：“我发现，特别是年轻的神职人员，他们有更多的行动主义心态，可能觉得被引导去向这种行动主义靠拢，但这可能并不是他们的会众当时准备前进的方向。 这使一些神职人员说，‘你知道吗，我想我发现在教会之外使用恩赐、才能和呼召会更有生命力，因为我受到压力，不能从教会内部做某些事情。’”

但是年轻的牧师并不是唯一被里弗斯认定为站在过度疲劳和辞职边缘的人。

他说：“我有几个朋友最近告诉我，他们的退休时间要比他们预期的早得多。”

至此，美国牧师的老龄化已是一个公认的现象。 婴儿潮一代（即1946到1964出生的美国人——译者注 ）在牧师岗位上呆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我们应该期待看到，随着他们最终从领导岗位上过渡下来，退休人数会自然上升。 但过去两年的压力可能导致许多人提前退休。

罗宾斯回忆起更多在Vanderbloemen公司与这一代牧师的交谈，他们比预期的更早结束了工作。

她尤其记得一位60岁出头的牧师。 “他在领导那个教会时已经非常疲惫了，”罗宾斯说， “他有几个董事会成员说，‘你需要在布道台上支持特朗普。’他说，‘这不是我作为牧师的工作。’他们说，‘好吧，那我们就离开你的教会。’他有一屋子爱他的长老，但他实在是太累了。”

在2015年和2021年Lifeway Research两次调查之间，在过去十年中退休的牧师人数从17%上升到20%。 “这在误差范围内。 但我们确实看到它开始开始缓慢上升，”麦康奈尔说， “每四到五名新教牧师中就有一名达到退休年龄。 如果在某一年所有适龄人士都决定退休，这将会产生一个无法填补的巨大漏洞。”

随着辞职大潮在其它行业创造了工作机会，一些专家认为，拥有第二份“织帐篷”式工作（tentmaking，即像使徒保罗一样，用别的工作支持自己的事工——译者注）的牧师也更有可能在下一年离开事工，因为他们已经有一只脚踏出了事工的圈子。

“我指导的一些牧师是双职的，”内梅斯克说，“我听到的一件事是，‘也许我应该从教会中抽出一点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另一份工作中。’”

如果双职牧师既要长时间从事全职工作，又要牧养会众，那么他们过度疲劳的风险就会高于平均水平。 费城主显团契教会（Epiphany Fellowship Church）的家庭生活牧师柯蒂斯·邓拉普（Curtis Dunlap）说，全职职位在像他们这样的黑人为主的教会中并不多见。 他说：“我认识的在城市中为有色人种服务的牧师，绝大多数都是双职的。”

邓拉普指出，双职牧师更难安排假期或安息日。 他说：“像我这样的全职牧师有更大的灵活性来控制我们的日程安排。 有时在教会文化中，如果主任牧师不讲道，很多人就不会出现。 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在一个较小的教会中，你必须考虑这将如何影响每周的奉献，特别是在奉献数目本已下降的夏天。”

若不加以解决，过度疲劳、灰心和情绪倦怠会对牧师和会众造成破坏。 去年考虑退出全职事奉的38%的牧师，即使大多数人从未真正离开，我们仍然应该问，为什么这个数字在2021年上升得如此之快。 也许我们最关心的不应该是空荡荡的讲坛，而是站在讲坛上空虚的牧师。

乔纳森·多德森（Jonathan Dodson）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在过去两年中的事奉经历：痛苦。

“我多次想过退出，”他说， “把我放在那38%里。”

上帝在多德森七岁的时候就吸引了他的心。 他阅读传教士的传记，并在传教士来镇上时尝试与他们见面。 他说：“主用这样的方式，用祂的主权在我心中播种下了传教精神。” 成年后，多德森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中心地带建立了城市生活教会（City Life Church）。

但是，在疫情之前的几年里，多德森的事工热情受到了一系列苦难事件的打击，首先是一次特别痛苦的会面。 在 社交距离 或 新冠病毒 等术语进入美国人的词汇之前，多德森与一对50多岁的夫妇坐下来，他们在教会担任导师（mentor）。这对夫妇与他联系，表示他们不再相信三位一体。

在那次会面中，多德森多年来所认识的热情、热爱《圣经》的人变得冰冷无比。 “当我要求祷告时，”多德森说，“他匕首般的目光似乎要把我钉在墙上。” 这对夫妇在互联网上认识了一个拉比，其目的是唆使基督徒脱离信仰。 “他们吞下了它的钩、线和沉子。”

那是与脱教者一系列对话中的第一次。 “那是最糟糕的事情之一——牧师们看到他们所爱的人放弃基督，”多德森说， “这真是令人心碎。”

然后是新冠疫情的隔离，这进一步打击了他的精神。 他说：“周复一周，你是在对着一个冰冷、黑暗的摄像机说教，而不是对着面前活生生、跳动的心。”

2020年总统大选后，多德森看到政治上左倾会众的批评有所增加。 “我们是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他说， “我们关心正义，关心种族正义。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表达一直在增多，但这群人变得高度挑剔。 有很多批评意见。 三页的电子邮件。 愤怒。 ‘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你为什么不做那个？’然后人们开始离开教会。”

随着疫情似乎消退，城市生活教会又开始线下聚会，一丝希望出现了。 但后来，德尔塔变体出现了。 这一次，批评来自右派，目标是口罩。

“我们在市中心租了一个场地。 我们已经在那里呆了10年，我们必须遵守他们的政策，”多德森说， “我们收到了认识了10年的人发来的奇怪的电子邮件。 我主持过他们孩子的奉献礼。 我指导过他们，与他们一起走过困难的时期，然后噗通一声：‘如果我们必须戴上口罩，我们就离开。’”

“在过去的两年里，这种对抗的密度让人消沉、疲惫，”他说， “对全国各地的牧师来说，真正困难的事情之一，是我们的角色在人际关系中往往被看作可有可无。 当牧师给我们提供需要或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很重视他们；但当我们认为自己需要别的东西时，突然间他们就变得没有人的价值了。 他们是一种可以退订的宗教商品。”

“有一天，我正向教堂走去，”多德森说，“我感觉到我体内有什么东西断了，就像一根橡皮筋被拉得太长。 我开始在感情上与教会脱钩。 就像储蓄已经消失殆尽了一样。 一想到要走进一个房间，满是需要我负责的基督徒，我就觉得很痛苦。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沮丧和离开事工的想法在牧师的生命中并不少见。 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将它们描述为”牧师的昏厥”。 他写道：“没有必要通过引用知名牧师的传记来证明，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可怕的挫折——即使不是所有人都如此。”

尤金·彼得森（Eugene Peterson）回顾他在基督吾王长老会（Christ Our King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生涯时说道，“自从我到这里以来，我可以想到的就有三次准备离开。” 其中一次，彼得森在路上，去安慰一个死于车祸的妇女的家人。他想：“主啊，我做不了。 我不想再做牧师了。 我真的不能再进入那种深深的痛苦了。 或者，如果我能，我也不想。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做了。”

不过，我们目前情况的不寻常之处，是在整个美国，在不同的人群和教派中，同时有大量的牧师想要离开事工。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所有这些牧师都真的会跳槽，其重要性不如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要离开。 也许说出来有些讽刺，但是当这么多牧师灰心丧气或精疲力竭时，纠结于事工中是否将要出现劳动力短缺，这并不是特别合乎牧养精神的。

相反，我们应该问，我们的牧师怎么了？ 因为我们关心，我们当然应该问。 但其中的利害关系比任何一个牧师个体都要更大。

不健康的领导层往往会导致不健康的组织，这是公认的。 北卡罗来纳州的牧师里弗斯说：“如果牧师没有那么多可供支配的时间，如果他们退缩了，那就会进一步对教会使命、异象不那么热心。 它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冲突和更不健康的冲突管理方式。”

但是，伴随着过度疲劳的还有一个更险恶的风险：“过度疲劳使牧师容易出现各种伦理和道德失足，”里弗斯说。 “你的情绪越疲惫，就越容易做出一些选择，而你在更健康的情况和心态下本不会那样做。”

内梅斯克在他指导过的牧师中看到了大致相同的情况。

“我们现在在教会中看到的很多道德失败和属灵腐败，在牧师们的工作文化中都能找到一些根源，”他说， “当我与那些有过道德失败的牧师交谈时，他们并不是在一开始就成为属灵的施暴者。 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寻找某种肯定的境地，并因此而最终陷入性诱惑或别的道德失败。”

被抓到有外遇的事工领袖的借口往往如下：他们为教会做了不为人知的辛勤工作后，觉得自己应该得到一些幸福。 虽然他不是牧师，但据报道，拉维·撒迦利亚（Ravi Zacharias）用这种逻辑来为他的性侵行为辩护。 根据CT的调查，他告诉一个女人，“上帝了解他的牺牲，并暗示他们的性关系是上帝对他的奖励”。

罗宾斯说，在Vanderbloemen，“几乎每一次我们走进教会，帮助他们在牧师的道德失败后的人事变更，都与主任牧师的过度疲劳有关。 这并不能成为不良行为的借口，但显示了一种关联性。 甚至在金钱上——‘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应该在这种事情上花这样的钱，因为我为这个教会做了一切。’”

把事工中所有的属灵腐败和道德失败都归咎于情绪上的疲惫是不明智的，但如果我们考虑过度疲劳如何对教会造成破坏，这些事情就应该是我们需要首要考虑的。

过度疲劳就像一个压力锅。 紧张的情绪慢慢积累起来，如果没有某种释放的阀门，丧气的温度就会变得难以忍受。 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听起来很奇怪，自我报告的过度疲劳的例子在员工不太可能辞职的行业增长。” 而牧师就不是常有人辞职的工作。

其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 “很少有行业像牧养事工那样具有深刻的职业性，”丹佛神学院的沃德（Ward）说， “有一种为上帝子民的缘故而被呼召的深刻感觉。 这不是会让你随便甩掉并改行入保险业的事情。”

牧师可能呆得太久的原因有很多：义务感、不健康的所有权，或对上帝的责任有误解。 在牧师接近退休时，财务上的挣扎也会让他们不能轻易离开。

2017年，在一份关于教牧领袖所面临的经济挑战的报告中，科克·海德威（C. Kirk Hadaway）和潘妮·朗·马勒（Penny Long Marler）写道：“在全国经济倡议（National Economic Initiative）进行的大多数调查中，教牧人员表示最严重的财务问题是退休储蓄。” 在整个美国，牧师的工资相对较低，而退休福利往往不存在。

当内梅斯克经历了他自己的过度疲劳并离开会众事工时，他发现了许多牧师难以哪怕是短时间离开的另一个原因。

“有很多污名，”他说， “人们认为，每当一位牧师说‘我要退出事工’时，他们一定有什么秘密的罪，或者只是无法驾驭它，或者一开始就没有真正蒙召。 但是当你真正坐下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在对于基督的信心方面做出了非常有力的行动。”

多德森这样说：“你失去了事奉的能力，并不意味着你在犯罪。 事实上，可能是你已经被罪伤害了。”

内部和外部的力量都在拉扯着牧师——这在教会中并不新鲜。 1589年，70岁的日内瓦改教家西奥多·贝萨（Theodore Beza）面临着他漫长的牧师任期中最大的挑战。

他的健康日渐衰弱，但他的职责似乎比以前更重了。 他在一些可怕的情况下提供牧养关怀，如一个鞋匠要求与妻子离婚，她被士兵强奸并可能怀孕了。 而他仍需每周讲道数次，并在日内瓦学院进行神学讲座。

“当你的朋友贝萨看向他最后一段路程时，请记得为他越来越多地祷告，”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虽然我很疲惫，但主从来没有给过我更重的负担。”

第二年，他问日内瓦牧师理事会，是否可以卸下他事工的责任。 斯科特·迈纳茨（Scott M. Manetsch）写道：“日内瓦的神职人员同意减轻他周中布道的责任，但坚持要求他继续在学院讲课及周日布道。 日内瓦的牧师和教授太少，不允许老改教家有喘息的机会。”

以史观今，今天也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在酝酿。 牧师们感觉他们的压力比过去几代人都大。 杜马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牧师称2020年是“他们事工经历中最艰难的一年”。

新冠疫情可能看起来是明显的罪魁祸首。 但是在接受采访的牧师中，没有一个人认为疫情是导致他们过度疲劳的主要原因。 它耗尽了他们灵命和情感上的储备，但并没未给与致命一击。 这致命一击乃是来自于文化上其它的破坏力量——有些是最近的，有些是几十年前的，这些力量破坏了他们与会众的关系。 当这些东西以丑陋、残酷的方式表现出来时，许多牧师不再有毅力来抵御它们。

最广泛用于测量过度疲劳的方法是马斯拉赫过度疲劳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由克里斯蒂娜·马斯拉赫（Christina Maslach）和苏珊-E.杰克逊（Susan E. Jackson）开发。 它测量了三个因素：情绪疲惫、愤世嫉俗或人格解体，以及对专业效率的自我认知。

大多数人只把过度疲劳与疲惫联系在一起，但据里弗斯说，“人和人是不同的。 有些人可以在情绪高度疲惫的同时，对事工也有很高的满意度。 他们很累，但没有被击倒。” 因此，对于疲惫不堪的牧师来说，如果他们也有高度的愤世嫉俗和低下的职业效能，过度疲劳就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什么样的事情有可能让牧师更加愤世嫉俗，同时也降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 巴纳认为，“会众缺乏委身”是大多数牧师认为最糟糕的挫折（35%）。 Lifeway Research的一项研究向牧师询问他们面临的最大需求，“人们的冷漠和缺乏委身”也名列榜首。

教会聚会的数字化，在疫情的推波助澜下，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22年，保罗·雷德（Paul Rader）首次在芝加哥市政厅屋顶上的临时广播站宣讲福音信息，从那以后，当地牧师一直哀叹人们偏爱这种不见其人的布道。

但自疫情以来，关于亲身与非亲身讲道的争论已经变得相当复杂。 近来，由于现场直播和录制的服务激增，本地牧师首次与来自其他州的牧师展开激烈竞争。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的新生命教会（New Life Church）副主任牧师、《坚韧的牧师》（ The Resilient Pastor）一书的作者格伦·帕基姆（Glenn Packiam）讲述了一个教会信徒就口罩问题与他对质的故事。

“他说刚刚听了德克萨斯州的另一位牧师的布道，说这都是政府在试图制造一个假的危机，以便他们能够加强控制，”帕基姆说， “他在听一个牧师讲道，此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给他的孩子洗过礼。他用那个YouTube上的布道来斥责我，一个他自己教会里的牧师。”

即使口罩令在美国已经式微，牧师们也会在未来的年月中记住这些政令带来的混乱。 有人开玩笑说，口罩成了新的争议点，如同以往关于教会地毯颜色的争论一样。

但帕基姆觉得口罩令造成的分裂可能更具历史意义。 “关于戴口罩的争执是我们伪宗教文化的最新呈现，”他说， “一百年前，分界线是在主流派和福音派之间，是社会福音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支持传福音，那么你就是一个保守的教会；如果你都是在喂养饥饿的人，那么你一定是自由派。 最新的呈现是，‘如果你支持口罩，那么你在政治上也一定是自由派，在神学上也可能是；如果你反对口罩，那么你在政治和神学上肯定是保守派’”。

现在牧师们如此焦虑，其根本问题不是流媒体技术的存在，也不是某项口罩令， 而是缺乏会众的信任。 “有一个冷峻的现实是，我们不是生活在人们会说‘我的牧师说我们需要戴上口罩来保护弱势群体，所以我们会这样做’的日子里了。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帕基姆说。

最近知名牧师的丑闻激增，这对事情没有帮助，但美国人对教牧人员的信心已经下降了一段时间。 盖洛普每年都会询问人们对各种职业的信任程度。 2012年，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将教牧人员的诚实和道德水平评为“高”或“非常高”。 在201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三分之一多。

更令人担忧的是，2018年，即使在美国基督徒中——正是支付牧师工资的人——也只有42%的人对教牧人员有高度信任。

换句话说，人们是否相信他们当地的牧师会把他们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做足神学和《圣经》的功课，即使他们在一两个社会问题上有分歧，也会很好地牧养他们？

答案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是。

内梅斯克说，随着对牧师的信任减弱，他们从教会信徒那里收到的批评也在增加。 “当我在21世纪初刚开始事奉时，可能在你讲完道的两三天后就会有人来找你[提出批评意见]——甚至可能是几周。 现在是几秒钟。 你可能会在同一天，甚至在你讲道的时候收到短信。”

帕基姆担心，在事工健康问题上，我们已经因小失大。

“更大的需要不是说，‘哦，天哪，我们需要培养新的牧师来填补所有这些正在产生的差距。’需要的是为牧师助力，帮助他们变得有韧性。” 教会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牧师精神上变得坚忍，并在危机时期支持他们？

按理说，现在希望支持牧师的教会成员应该更多地肯定牧师，以平衡那些令人沮丧的谈话。 而且他们应该这样做。 但根据Lifeway的研究，90%的牧师已经表示，他们的家人经常从教会得到真正的鼓励。 在肯定的同时，批评的声音也在哼唱。

据内梅斯克说，“几个月前，我和一位牧师交谈时，他对发生的事情非常灰心，并考虑退出。 我说，‘告诉我，最近发生了什么好事？’ 他想了一下，说，‘哦，我上周给30个人施洗。’ 他经历了如此艰难的一周，有那么多激烈的批评，他甚至记不起之前发生的积极事情。”

拍拍后背，或一句“牧师，讲得好！”都不足以应对许多牧师所面临的危机。

当乔纳森·多德森经历了突然发作的事工过度疲劳时，他直接去找他的长老们，向他们解释情况。

“他们说，‘我们就和你一起坐在尘土里吧。 让我们哀叹。 我们知道这两年很糟糕。’”多德森说。

多德森和大多数牧师一样，对这样的反应感到惊讶。 更多时候，他们担心的是他在不久之后听说的那种遭遇。 “我当时和一群牧师见面，他们每六个星期和我一起吃午饭，我告诉他们这个一起坐在尘土里的故事。 房间里最聪明、最年长的牧师说：‘我不相信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的长老们会试图处理我。’”

当我们看到一个教会领袖陷入困境时，我们的第一直觉可能是跳出来拯救他们，为他们提供书籍建议或时间管理建议。 但是生病的牧师们需要更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处于一种修复文化中，”多德森说， “如果有什么东西坏了，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如何让它健康起来？我们如何让它回到正轨？ 哀恸之类的做法的效率太低， 不会成就什么的。”

多德森的领导团队知道当下最需要的不是让他尽快恢复讲道。 他的伤口很深，他需要时间来治愈。 所以他们批准他立即休假。 没有议程。 不附带任何条件。 只是承诺给他一些时间来处理前两年的事情，而不把会众领导的重担放在他的肩上。

“最初的几周是哀恸的几周，是随时出现的哭泣，我不得不靠边停车，因为眼泪来得太快太猛。 不能走进教堂。 感觉瘫痪了，不得不在停车场坐30分钟，然后偷偷溜到后面，”他说。

“然后我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我逃到了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 自然之美对我来说是治疗和恢复性的。 我有几天的沉默和独处，这实在是太美妙了。”

多德森在《以赛亚书》53章和《耶利米哀歌》中找到了喘息的机会。 “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中，有一个很长的论点，基本上谈到了耶利米的苦难。 只有在经历了超过10节的痛苦之后，才进入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每天早晨都有新的怜悯。 但在那之后，他说：‘这是好的。’ 主恩待等待他的人；主恩待静坐等候的人。”

这个信息和与主在一起的时间正是多德森所需要的。 “正是在这种安静和等待中，我开始复原，在那里我不需要对人负责，悲伤开始溜走。”

如果说这一切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近年来更强调了牧师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可持续性，而不是坚韧不拔。

“当我刚开始事奉时，”内梅斯克说，“一些指导我的老牧师被教导说，如果他们照顾好教会，上帝会照顾他们的家庭。 而我这一代人看到这种情况瓦解了，这些牧师因为缺乏自我照顾而家庭破裂、遭受困难。”

帕基姆分享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在我的会众中，有几位退休的牧师对我说，‘在我的年代，你最好在一年中的50或52个星期天讲道，如果你不讲，人们会猜测这是怎么回事；你去哪里了？’” “我是在激进的传教士故事中长大的，这些人移居海外，离开他们的家庭，成为流星，很快就烧毁了。 我们已经从这种模式转向说，‘让我们成为恒星；让我们在天空中多呆一会儿。’”

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正在数据中显示出来。 斯科特·麦康奈尔在一篇分析2021年Lifeway Research研究 的文章中写道：“同意他们必须一天24小时‘待命’的牧师越来越少，从84%下降到71%。 也许更有说服力的是，大多数牧师（51%）在2015年强烈同意这种期望，而今天只有三分之一（34%）强烈感受到这种义务。”

牧师们没有特殊的井可供汲取精神力量，没有秘密的工具来加强他们的精神毅力，超越我们任何人的能力。 我们很容易忘记，基督的副牧羊人仍然是他羊群中的羊。 如果我们把牧师当作精神上的超级英雄，我们就对他们造成了伤害。 超人不需要做俯卧撑，但牧师们仍然需要许可和余地来做他们的属灵练习：与上帝独处的时间、祷告的时间、讲道准备之外的经文时间，与属灵导师、辅导员以及其他了解他们经历的牧师的时间。

牧师们最终会加入辞职大潮吗？ 答案可能得由我们自己决定。 沃德认为，疫情 “暴露了教牧人员和会众之间的分歧，即谁在承担牧养和领导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事务性的领导。”

她的梦想是看到牧师们不再独自承担教会的所有重任。 毕竟，一个有装备和受委派的教会会众不仅有更好的机会留住他们的牧师，而且在牧师离开的情况下，也有更好的机会传承下去。 “会众如何能挑起这个关爱和事工的重担？ 希望我们能看到每个成员的事工都有增加。”她说。

作为结束语，多德森补充说，牧师们现在还需要他们教会中的人做一件事：“邀请他们参加没有威胁的午餐。”

他分享了他经历过度疲劳的那段时间。 “我被吓坏了，所以当我收到午餐邀请时，我立即开始问：‘这是一个紧急情况吗？有没有什么事情我需要知道？’ 我认为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牧师有多少次这样的会面。 如果你是一个考虑周全的教会成员，请你的牧师吃午饭或喝咖啡，让他们知道，‘我只是想鼓励你，并对你表示感谢’，这对牧师来说意义重大。”

凯尔·罗汉（Kyle Rohane）是位于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Zondervan Reflective公司的征稿编辑（acquisitions editor）。 在此之前，他是《今日基督教》的CT Pastors的编辑。

翻译：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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